隨著中國沿海工業中心低成本、面向出口的制造業競爭優勢日漸式微，北京將更多依賴西部以及長江中游城市來驅動內陸工業基地的發展。

　　處理好產業活動從沿海向內陸的轉移，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壓力，將是中國共產黨實現向基于內需的更穩定和更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必要前提。換句話說，這對于確保政權的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意義。

　　北京制訂大規模的發展計劃（如長江流域工業化）并不僅僅出于經濟考慮，同時也是為維持確保其政權所必備的基本社會和經濟結構。2011年5月，一名國家發改委官員曾表示，中央政府的港口發展政策重心將從沿海轉向內陸，未來多數與港口相關的投資都將投向長江兩岸城市。交通部今年早些時候曾表示，“十二五”期間，將向全國內河水運建設投資2000億元人民幣，是“十一五”期間的兩倍。

　　中央政府對內河水運建設的強調，與2007年至2011年間內河港口吞吐量發展趨勢不相符合。在吞吐量和增長率上，內河港口均不及沿海港口。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在主要的長江流域港口中，只有重慶、岳陽和蕪湖的吞吐量出現顯著增長。

　　中央政策與港口吞吐量增長趨勢之間的差距表明，中國共產黨的經濟發展政策不僅著眼于現階段需求，而且還從多方面積極塑造未來。在長江流域港口發展項目中，很難將面向現有需求的投資建設同指引未來的投資區分開。兩者之間的差別十分微妙，但卻十分重要，因為它表明長江流域開發計劃的基本政治考量。

　　進一步說，北京的問題在于，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實現內陸和長江流域走廊發展的雄心計劃。此外，現在還不清楚，如果沒有同時對戶籍制度和市、省、中央政府之間的財政關系進行改革，實現少數內陸城市的擴張和工業化能否減輕不斷拉大的經濟失衡或社會壓力。這些重大改革將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更為根本的是，這些改革將有可能釋放對社會動蕩的束縛，而這恰恰是北京整個政治經濟體系想要應對的。

　　內河港口發展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這個方面來講，武漢港口發展計劃與三峽工程或南水北調工程類似。這三項工程的目的都是為緩解由大量人口和經濟快速擴張所帶來的地理和環境壓力，同時也是為提供足夠多的就業崗位，以維持社會穩定。

　　伊文 譯